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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的博客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植物生态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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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人民政府泰山学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委员、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植物学会常务理事、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生物分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学位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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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一线研究人员为什么不愿意做科普  

2012-11-07 05:12:14|  分类: 科学人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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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中国科学报推出一期关于科普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论坛,笔者发表在科学网上的一篇旧文被选中,这说明科学网已被主流媒体看好了。科学网需更努力,努力打造一个科普平台。尽管没有人给我们算绩效,但其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总不能患得患失吧,毕竟花了纳税人的银子。

       科普,急需将一线专家的声音传递给公众,因为他们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有义务为公众进行科普。

遗憾的是,一线专家很少走出“象牙塔”,目前在科普讲堂上比较活跃的是退休专家或者一些资深院士。对于公众非常想了解的一些研究进展,很少有一线专家愿意来科普。
一线研究人员为什么不愿意做科普?制度使然。目前,对于一线研究人员的评价指标只有两个:一是能够拿到的研究经费,研究经费越多得到的绩效就越高;二是发表SCI文章,且每年一评估,每年一排队。排名靠后的研究组可能被取消。这两个硬性指标,就决定了一线研究人员不敢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申请经费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在当前科研环境下,不融于一定的圈子,不遵守“潜规则”就很难得到研究经费。一线研究人员所作的社会贡献,如科普报告和科普文章,乃至给政府决策部门或国家领导人的建议,都是不算绩效的。如果发表不了SCI,就意味着他们很难从讲师升到副教授,也永远得不到课题,更不会有什么奖励,永远招不到学生,工资永远最低。最糟糕的是,没有SCI文章,他们得卷包走人。这样看来,一线研究人员不愿去作科普报告、写科普文章就不难理解了。
实际上,一线研究人员的科普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将自己最近的研究发现通过公众传播,让决策者了解,是能够为国家作出贡献的,这样的工作是应当被社会承认的,更应当被科研院所的管理者认可。一线科研人员做科普的优势是能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及时告诉公众,而不仅仅局限于一般的已有的知识。
作为一线研究人员,笔者深知科普其实也是一种科研劳动,而且是更重要的劳动。2000~2010年,笔者带领研究团队在内蒙古正蓝旗连续进行了10年的生态恢复实践,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果。“利用自然力恢复自然,无为而治”这个观点最初提出的时候,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首先是“嗤之以鼻”,然后是“不屑一顾”,最后竟是“刮目相看”了。而要说服不同观点的人,包括政府官员、普通公众、大中学生甚至科学家本身都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无为而治,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不做,而实际上是比什么都做还要艰难得多的事情。解放自然力,就必须跟人打交道,这就跳出了恢复生态学或者自然科学本身的范畴了;而要和那些有着不同利益关系的部门或者个人打交道,难度就更大了。自从我们2000年开展试验,2001年提出“以地养地”和“自然力恢复”,2006年提出“畜南下、禽北上”恢复草原等观点,笔者几乎用了全部的业余时间告诉人们我们的发现。有时仅从理论出发说服力差,还要亲自带人下去参观和展示。仅2003年一年,笔者就17次带领不同身份的人进入浑善达克,介绍我们的试验。最终,功夫不负苦心人,我们的理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在目前中国学术界,写学术论文相对容易,做实际工作要难得多,尤其是将科学发现向公众普及,再遇到强大的利益冲突时,这是个相当困难的事情。
在长达10年的生态恢复实践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长期被人忽视的问题,这就是自然力。人们过分自信其拥有的技术,并乐此不疲,花费大量的资金,在屡次失败后依然我行我素,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恐怕许多读者也都明白,但大家不愿意说。
有人认为,一线科研人员做科普的劣势是时间上会有冲突,把研究工作“翻译”成大众容易接受的语言太累人了,有人通常是要招研究生时才到大学去做科普。其实,以笔者的切身体会,处理好了照样可以科研科普两不误。如果养成了好习惯,作研究的时候就有意识地搜集一些图片、事例和数据,将来做科普时就能用得着。当然,对于一线研究人员做科普,搞硬性规定恐怕不行,因为很多科学家是“能做不能说”的。
如果要科学解决一线研究人员时间冲突问题,实际上可以考虑请科普对象进入实验室,如让一些中学生参与科研,和硕士生、博士生一起做一些实验。2005年,笔者曾指导清华附中的侯荀同学从高一开始参与内蒙古治沙实验,她用实验成果参加全国中学生科技比赛,获得了全国“明天小小科学家奖”。侯荀是由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推荐到我们研究组的,这个俱乐部是由国家天文台的王绶琯院士发起的。
面对不同类型的人,一线研究人员能把研究成果解释清楚了,这是需要一定“内功”的。科研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则你自己都不明白,怎么跟别人讲明白呢?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能用浅显的语言把复杂的工作传播给公众。像生态学这样的学科,和社会实践关系非常密切,更需要和公众拉近距离。
国外同行比较关注科普工作。笔者的英国导师布莱德先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亲自参加中学生的野外活动,教他们辨认植物,还带研究生参加社区的活动。英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得很好,科学家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把最前沿的理念灌输到社区,告诉给决策者,避免走弯路。英国人搞大伦敦规划时,很多大学的学者都是非常活跃的。
一线研究人员不愿做科普,现实的原因是做科普工作得不到绩效考评体制的支持,顶多是意见被决策者采纳后可能对科研项目产生一些推动作用。建议科研院所或高校,要么停止对研究人员无休止的评估,要么对一线科研人员的科普工作予以绩效承认,从而有力推动国家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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