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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的博客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植物生态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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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人民政府泰山学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委员、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植物学会常务理事、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生物分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学位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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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大家认真读一下温铁军先生的这篇文章  

2013-08-01 08:57:25|  分类: 建言新农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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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先生最近撰文,指出中国正在搞的所谓现代农业,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与新的三农问题。在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都过剩的前提下,盲目鼓励资本下乡或者搞美国式的家庭农场,将催生新的粮食生产难题。抛开环境污染不说,耕地质量下降,农民种粮积极性消失,带来的将是严重的社会动荡。希望决策者认真读一下温先生的肺腑之言,接受历史教训,早日将农业出路调整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笔者长期在农村一线进行科研活动,深感温先生所言不虚,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阅读。

 

农业不是“唐僧肉”

温铁军

本文链接:http://finance.takungpao.com/hgjj/q/2013/0731/1798846.html


今天,我们各级官员、学者,经常不假思索地,简单地把以土地规模经营,作为农业改革和农村制度建设目标的时候,大概少做了一项工作——索引历史文献。

1955年,随着国家工业化的推动,中国开始批量生产50马力的拖拉机,因为不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工业各部门普遍要求中央提高农业组织化的程度,让工业品有条件下乡。1956年,为了国家工业化,从农业部门顺畅地提取原始积累,中央正式提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同时将农村合作社由“初级社”升级为“高级社”,以乡为单位集中土地,形成数万亩土地的规模经营,开启了中国28年的农业集体化历史。

  结果怎么样呢?在此不多作论述,有能力的人自己思考。

  当我们判断农业的未来时,该以什么现状为出发点呢?

  根据国务院2010年公布的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来看,农业已经超过工业和生活污染,成为第一大污染源。三四十年前,农业可能不是那么现代化,自身收益很低,但它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结合是正向的,呈现出“正外部性”的状态。现在则呈现出双重负外部性,一重是造成严重的自然环境破坏,另一重是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原因在于全球三大资本: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都过剩。

  首先看金融资本,我们都知道当下世界资本市场热钱横行,它的特点是要求短期回报,进入农业这样需要长期、持续投资才有稳定回报的部门,很可能产生严重的问题。比如我们的牛奶制品行业面临的危机,就是由当年一笔不到5000万美元的热钱引发的。

  当年这笔要求短期回报的热钱,投到某知名企业之时,不可能拿去种植操场、建设基地和培养农户,而是去抢奶源,把奶牛市场搞乱了,供需关系严重扭曲,奶牛养殖户开始添加三聚氰胺。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丑闻曝光后,中国的牛奶制品行业受到摧残性的打击,也由此引发了政府信任危机——即使保证牛奶制品没有问题,老百姓也不信。

  其次看产业资本过剩。这个时间更长,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中国就已经出现工业生产过剩的问题,为了防止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我们引导工业资本进入农业,拉长产业链,以远期过剩掩盖当期过剩,在工业和农业同时扩大投资,拉动经济连续增长。

  当金融资本过剩,产业资本过剩,商业资本也出现过剩,表现在农村中的商业环境中,不可能构建一个所谓的契约关系,于是市场失灵、政策失灵。

  联合国粮农组织组织54个国家的专家作了一份报告,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过剩问题,但却未能引起国内各界的关注。世界上80%的大棚(也就是业界常讲的设施农业),集中在中国,全球67%的蔬菜、50%以上的猪肉、50%的苹果、40%的柑橘等等,都由中国人生产,但我们的人口只有世界的19%

  三大资本促使农业生产过剩,直接导致当下农业生产的双重负外部性。就污染而言,最近的一个案例是“河里漂死猪”,当地生猪年产量大约是700万头,在规模养殖条件下,生猪的正常死亡率,按最低3%算是21万头,按最高8%算是56万头。管理部门要求对死猪进行填埋和焚烧处理,在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往哪里埋;烧一头猪比烧一个人还贵,养猪的农民怎么负担这个成本?

  至于食品安全问题,1998年之前,我们很少听到成规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这之后的15年的时间,几乎每年都会有成规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集中发生。

  农业现在和资源、环境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当我们强调以大规模集约土地为目标,实现农业产业化时,必须要从现状出发——它会加剧这种紧张,还是会缓解?

  乡土中国的基本常识

  农业的演变,具有自然过程和经济过程高度结合的特征,在世界近代通过殖民化推进工业化的资本文明史中,农业的这一内在特质不可能被根除,因此客观分化为三个异质性很强的不同类型。

  首先是前殖民地国家为代表的大农场农业。我们的官员和企业家们,到美国一看,觉得大农场很漂亮,工业化生产也是高效率。它是怎么形成的呢?从世界范围看,大农场农业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可以做到,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大洋洲的澳大利亚。

  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些国家原住民只占人口比例的5%不到,这是大农场进行工业化生产和集约经营的基本条件。如果我们也要搞大农场,是不是要把95%的中国人都赶到太平洋里?

  其次是前殖民主义宗主国(欧盟为代表)的中小农场农业。因欧洲人口增长绝对值大于移出人口绝对值,致使资源越来越有限,只能实现农业资本化与生态化相结合,并且60%的农场由中产阶级市民兼业经营,这导致一方面其农业没有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与农业生态化高度相关的绿色社会运动从欧洲兴起。

  欧盟每个农场每年要得到1.8-2万美元的补贴,再加以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技术壁垒和社会壁垒,欧盟各国的农场才能维持经营,这是客观现实、普遍现象,也是常识。

  第三种是未必彻底殖民化的,以原住民为主的东亚传统小农经济国家(日韩为代表)。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对农村全覆盖的普惠制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的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稳定,乡土中国正属于这种原住民为主的东亚小农村社制经济基础。

2011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是36.340.4%,分别比2002年降低了1.45.8个百分点,食品消费占比下降趋势非常明显,无论农业怎么发展,靠农业来维持农民收入的客观条件是越来越难。

  但是,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确实在提高,2002-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电冰箱61.5台,增长3.1;空调22.6台,增长8.9;拥有移动电话179.7部,增长12.1倍。这些收入是靠农业发展而来的吗?当然不是,而是进城打工得来的。

  小农农业要实现自我循环,几乎只有一个办法:把各种与农村经济相关的产业,装进综合性的大产业,农民才能在其他细分产业领域获取利益,达到社会平均收入,只有自己的生活有保障,才会帮政府种粮,粮食安全才有保障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补贴太多,没有激励机制,没有形成可以围绕农业形成多种产业并存的综合合作社体系。我以前跟媒体朋友开过一个玩笑,我说现在只有总理抗旱,农民才不抗旱呢,他们巴不得旱灾再重一点,反正政府有赔偿有补贴,让农民自己抗旱,有机制激励吗?靠农业发展不能实现农民增收,靠补贴更不可能,我们的不少官员,就是不接受这个现实。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是农业产业化政策的首批研究人员之一,当时我就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通过拉长产业链的方式增加农业收益的政策思路符合一般经济理性,但检验农业产业化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看产业资本的收益,也不能简单看农业装备系数提高了多少,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了多少,而是要看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的收益到底增加了多少,组织化程度提高了多少;如果农民达不到这个产业的平均收益率,那就不能认为农业产业化成功了。

  如今城镇化又成了热点话题,有人说,把中国70%的农民变成市民,农业就变成规模农业了,这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

  在中国,农民进城要考虑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现在按照国家规定,农民工上“四险”的比例不到20%,为什么?因为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的成本要低于城市,农民工一般不需要在城里再额外付费,另外购买一套自己的社会保障,更何况城乡二元分割,农村的保障带不进城市,城市的保障也带不回农村,各地政府让进城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其实是加重他们的负担。

  二是农民进城前后的身份变化。在农村,农民有房子有地,相当于“小资产阶级”,你让他变成产业工人,意味着变成无产阶级,有人愿意从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吗?改革开放前,农民没有地、仅有房子,城市工人却生老病死有依靠,工农之间的差别相当于中产阶级跟贫民的差别,所以农村才会出现一人当工人,全家都幸福的情况。现在还是这样吗?我不反对城镇化,只是提醒政策制定者要多做实际调研,别拍脑袋下结论。

  近年来,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国家不断调整战略,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发展是多功能农业,2007年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两型农业的道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这几年慢慢开始强调农业的转型,

  解决农业问题要靠国家调整战略,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农民增收不再靠农业,这已被事实所证明,所以现在讲新三农的时候,也有了新概念,不再是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农村发展的“GDP农业”,而是稳定农村、合作农业、安全农业的新概念。

  另外一个现实是,中国是世界上中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社科院公布的数字是3.4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可能会导致“逆城市化”,或者叫“去城市化”。如果这个趋势形成,将带来很大的经济机会,中小企业和中小资本,或者中产阶级市民的资本流向农业和农村,与农民合作,将会带来农业发展新的机会。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75-7129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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