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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的博客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植物生态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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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人民政府泰山学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委员、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植物学会常务理事、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生物分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学位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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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重发: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赛先生”?  

2014-07-28 09:38:12|  分类: 科学人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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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科学网在讨论赛先生是否在中国还是客人的问题,特将5年前笔者一篇旧文在这里重发,谈谈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看法。5年了,我的观点不变。赛先生在中国依然没有抖擞起来,相反更加形式化了。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赛先生”?

蒋高明




2009年05月08日09:49  来源:《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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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前,为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发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在运动中,知识分子们指出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缺乏民主(Democracy)与科学(Science),要以隆重的礼仪迎接这两位“先生”落户中国;甚至不惜将自己的传统文化在“打到孔家店”的口号中扫地出门,认为中国长期积贫积弱,是自己的文化不。那个时候的做法可谓“泼洗澡水连孩子一起倒掉了”。

  90年过去了,“德先生”我们不谈,来看看“赛先生”这个90岁“老人”在中国的发展。90多年前,中国的自然科学体系基本还没有形成,仅在考古、地质、传统医学方面有些优势;现在,我们已建立了数、理、化、天、地、生、农、林、医、水等庞大的自然科学研究体系,文、史、哲、法等传统社会学科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在科研产出上,过去是欧美等国家占绝对优势,现在几乎所有的国际学术刊物上,都有了中国人的名字,而且中国发表SCI总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了。

  从上面的成绩来看,似乎我们已经请来了“赛先生”,但是,从深入的层面来分析,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当今中国科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精神在国人心目中尚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科学精神的本质,是尊重自然规律或社会规律,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然而,人们在实际中经常忽略那些客观规律的存在。当年国人就企图将海南岛的树种栽植到甘肃去,直到今天,人们还热衷于在干旱区造林。一个华南虎照事件,本来是个闹剧,却轰轰烈烈争辩了8个月之久,两次被《科学》报道,将脸面丢到了国外。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科技管理者们却急功近利,连续不断的评估、验收、晋级、淘汰,逼迫研究生发表论文,搞得科研人员疲惫不堪,忙于应付,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纳税人的钱换来的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SCI文章,但这些文章被国际同行认可的少。中文文献没人重视,认为发表了中文的东西就低人一等,殊不知袁隆平、贾兰坡、陈景润的成果都是用中文发表的,但其影响却超越了国界。

  第二,科研自信心不足,言必称美国。可能是被打怕了,或者是被吓怕了,中国科学家的自信心相对于古人是大不如从前了。建国以来,中国科学虽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其间也充满了曲折。从早期的学苏联模式,到后来的反“洋奴哲学”,再到后来强调科研与世界接轨,发展到今天的SCI热,无不暴露出中国知识分子自信心缺陷的毛病。今天的大学排名热、强烈的诺贝尔奖情结,是科研自信不足的充分体现。我们曾经有过“两弹一星”和结晶牛胰岛素的辉煌,但中国知识分子鼓起来的士气很快又因“德先生”不配合而下降了。

  第三,科学研究缺乏创新,跟风研究多。国人的许多课题要么严重脱离实际,要么理论上缺乏创新,多为重复外国人已经证明为定论的研究,或者为人家提出的观点提供佐证。转基因这门学问,中国人搞得再透彻,也是证明英国人提出的这门学问有些用处而已,因为原始思路是人家的。对于中国自身的传统,如中医,则狠狠地扣上“伪科学”的大帽子。有人动不动就说什么东西“科学”或“不科学”,这种简单断言和扣帽子的方法本身就违反“赛先生”的实证精神,一些原创性的思路被扼杀在摇篮里。伦敦市长批评中国人在近半个世纪中,除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对人类几乎没有作什么贡献。显然这个批评有失偏颇,但也多少反映了中国科学家缺乏原始创新动力的现实。

  第四,人才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一方面国人抱怨科学研究缺乏带头人,需要花重金引进人才;另一方面,本土人才因得不到重视而大量外流海外。引进人才动辄花费巨额金钱,却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人才能否作出贡献,不光是人的因素,还有环境的因素,这就需要“德先生”密切配合。五四运动以来,国人不断地提出邀请“德先生”和“赛先生”前来中国。我们从清朝扎大辫子的时候就选派留学生,到今天已有100多年了。那些花了纳税人钱财的海外人才还要花重金再引进回来,这个做法是值得深思的。当年钱学森回国,并不是依靠高额待遇,今天的人才动辄就与哺育他的母亲讲价钱,这样的心态是难以做出科学成就的。我们的人才太把自己当人才,这才是我们人才引进做法的症结所在。

  第五,科研经费用于养人而不是面向国家需求或科学需求。小项目大评,大项目小评,简单问题复杂化;申请科研经费走后门、搞关系、送回扣、做三陪(陪酒、陪聊、陪笑),商业化运作气息很浓。科研经费很大部分不是用来搞研究,而是用来发工资、搞创收。科学家以经费多少论英雄,以负责多少重量级的科研项目为荣,不以浪费纳税人金钱做重复劳动为耻。经费申请过程认认真真,写得天花乱坠,项目执行却马马虎虎,项目验收重在走过场。如此使用科研经费,焉有好的成果面世。殊不知,从古到今,中国科学家对世界的贡献是古人优于今人,但古人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在业余时间搞的,国家很少拿专门的钱来搞研究。可见,经费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国人如此看待科研经费的重要性,是与其急功近利的评估体系密不可分的。

  走科学发展观道路,中国的“赛先生”理应树立自信心和责任心,科学研究要面临现实问题,要解决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当今能源、粮、环境危机、全球变暖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科学家的独特智慧。引领社会进步,中国需要一个睿智的“赛先生”,一个勇于创新的“赛先生”,一个敢为天下先的“赛先生”。。。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75-8147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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