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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的博客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植物生态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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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人民政府泰山学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委员、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植物学会常务理事、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生物分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学位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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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鸡的不吃鸡”等食物供求乱象反应了怎样的社会问题?  

2015-11-02 09:40:08|  分类: 自然与社会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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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鸡的不吃鸡”等食物供求乱象反应了怎样的社会问题?

蒋高明

 

人类进化的历史,概况起来就是食物进化的历史。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变革或者革命因吃饭问题而起,然而战争带来的是更严酷的灾难,社会底层的人受害最深。而当食物供应出现问题时,不仅造成社会进步停止,一切人类文明也惨遭践踏,此时暴露出的是人类野蛮、求生欲,极度自私的一面。“易子而食”恐怕就是这种例子中的极端例子。

在中国浩瀚的历史中,关于“人相食”的记载有很多,如我们不难查到下面的例子: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墨子》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这个楚南之国有个特殊的习俗,谁家生了第一个孩子,必是先杀掉分吃。而且“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如果人肉鲜美,还要献给君王。君王吃的高兴了,还会大加赏赐。

 《南史》(420-589年)中提到一个叫做毗骞的小国家,“国法刑人,并于王前啖其肉”,将犯人处死,要当面吃掉他的肉。这还不算,还要拿他的脑袋当酒壶用,“又取其骷髅破之以饮酒”。《北史》中的流求国,也有类似的吃人记载,说“国人好相攻击,收斗死者,聚食之”。战场杀敌还要把敌人吃掉,这也可能是杀急了眼。但“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乡里死了人,乡亲们也是分而食之,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恶俗了。

八王之乱(291-306年)时,河间王司马颙败退长安,急右将军招张方,张方“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而西。军中乏食,杀人杂牛马肉食之”(《资治通鉴》)。

后赵(319-352年)皇帝石虎的儿子石邃,对“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亵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把女尼身上的肉割下来,和牛羊肉混着煮。之后还“赐左右,欲以识其味”(《晋书》),让属下猜测是什么原料做的。

 在战场上吃人的,氐族也出现过。南北朝(420-589年), 前秦王苻登让将士们“啖死人肉”,以人肉作军粮。这支吃人肉的虎狼之师,也是因为当时“岁旱众饥”(《晋书》)。之前的前秦军队,并没有吃人肉的记载。

然而,人吃人毕竟是非常野蛮的,多发生在战乱或大饥荒中。人是有一定善心的,如果没有刻骨铭心的仇恨轻易不会吃其同类。但当粮食高度紧张,人类面临生存问题时,也会以人肉充饥。但在古时候,人多不情愿吃掉自己的家人,就发明了一种“易子而食”做法,如: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

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后燕和前秦连年征战,“幽、冀大饥,人相食,邑落萧条”(《通鉴》);

太元十二年(387年),“凉州大饥,米斗直钱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通鉴》);

后凉国的最后一年(403年),“姑臧大饥,米斗直钱五千,人相食,饥死者十余万口”(《通鉴》);

公元431年,大夏国北平公赫连韦攻打后秦的南安城,南安“城中大饥,人相食”(《魏书》。

明末李自成起义(1629-1645)时,饥荒造成了“赤地千里、“人烟断绝”,“易子而食”等触目惊心的字句出现在历史记载或文学作品中(如姚雪垠李自成》第2卷第22章)。

上面记载中的“易子而食”或“人相食”,显然都是活命的权益之计,其中的血腥与野蛮无法具体考证,毕竟历史上的记载下来是容易的,但历史的残忍程度无法演绎的。作为与禽兽区别的文明人,怎么能相互吃呢?无非等其咽气或相互残杀,或交换亲人而食之的短暂活命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造成食物短缺的因素不去除,如动乱,如大饥荒,即使那些暂时逃脱被他人食的人也难以逃脱死后被人食的命运。

上述历史上记载毕竟是历史。但我们这个社会告别饥饿也是不到一个世纪的历史,即使在60年前,我国还面临着严重的饥荒问题。

当前,人类科技进步虽解决了很多国家的饥荒问题,但并不是说人类已经告别了饥荒。今天饥非洲的民,叙利亚的难民依然面临着饥荒问题。可见食物安全与科技的关联程度不如政治和军事那样高度相关。新时期的食物短缺,与国与国之间的争斗有关,与资本的贪婪有关。非洲的自然资源并不差,人类的食物如果分配合理,并不会面临饥荒问题。然而,要解决上述问题,仅依靠经济或科技手段是不行的。

当前我们已经解决的吃饱饭问题,但是另类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即当食物这一重要的公益资源变成赤裸裸的商品时,食物营养与安全健康已渐行渐远。在市场逆淘汰机制下,谁安心生产食物,谁用老实的办法生产食物,谁就吃亏。别人家的猪四个月长大,你喂养一年,卖同样的价格,多付出的劳动力不算,亏损的饲料就觉得了谁都不会用放心的办法喂养猪,在食物安全保障方面,聪明的农民搞起来了双规制——放心的食物留给自己吃,不放心的东西卖到市场上去,于是出现了下面的场景:

养鸡的不吃鸡;养鸭的不吃鸭;养猪的不吃猪;养黄鳝的不吃黄鳝;种大棚菜的不吃大棚菜;种草莓的不吃草莓;种姜的不吃姜;种西瓜的不吃西瓜;搞膨大剂水果的不吃膨大剂水果;做豆腐的不吃豆腐;搞地沟油的不吃地沟油;搞转基因的不吃转基因,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上述食物乱象,反应是是和平年代中出现了现代版的“易子而食”。农民不愿意吃自己的生产方式生产的食物,是出于自私的自我保护,寄希望与他人的食物或他人种植的东西是安全的。“双轨制”虽从心理上满足了自身一两种食物安全,但走到社会上去,还是难以避免问题食物的侵害。

当前,人类在享受了现代科技进步成果之后,也面临了严重的健康隐患问题。以高度发达国家的美国为例,该国的癌症病患者按照人口的平均密度来看,是全球最高的,每年因癌症夺取生命的病人高达58万人。中国紧跟其后,有211万人被癌症夺取生命。癌症病出现了“穷人穷癌”、“富人富癌”、“癌症面前人人平等”的格局。究其原因,癌症最初的诱因与食物污染和营养成分变化,以及不合理生产方式造成的污染、空气、水污染有直接的关系。“穷癌”因穷人直接接触有害化学物质有关,“富癌”则通过食物间接积累有害化学物质有关。

正如解决“易子而食”问题,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或军事手段消灭那些不安定因素,让农民回到农田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一样,今天的食品乱象也需要政府的强有力的手段,对向食物链投毒的做法予以重典。在政策上,国家经费要向生产安全放心食品的企业化、农民合作社或农民个体倾斜,不能继续鼓励化工农业、激素农业或转基因农业向染指食物链,徒增大食品监督难度;城市消费者要通过理智的消费,让耕者有其利,用健康的农业方式倒逼食物生长者,回归到健康的食物生产中来,对那些问题食品企业实行正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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