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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的博客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植物生态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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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人民政府泰山学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委员、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植物学会常务理事、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生物分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学位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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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教训看食物供应的极端重要性(4)  

2015-10-09 11:30:54|  分类: 建言新农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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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教训看食物供应的极端重要性(4)


四、饿死人的数据之争

 

在三年困难时期或者三年特殊时期,有一个数据是左右两方争议很大的,即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因为我不是人口专家,且没有进行过详细的调查分析,只介绍双方给出的数据:右派或海外学者给出的数据是3000万到4000万,左派的数据是300万左右,两者相差十倍多。

 

阿什利·约翰森·科勒(Ansley Johnson Coale)等人的研究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人左右,蒋为代表的其它研究人员则估算非正常死亡在18002400万人之间,金等人则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4000万以上。2004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饥荒导致了多达2000万人死亡。

 

对于第一种观点,有代表性的说法包括,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 ,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这仅仅是四川一个省的数据。

 

根据《张恺帆回忆录》,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约500万人。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万人。

 

根据丁人卜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0.6

 

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以及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县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因为缺粮断粮饿死和浮肿无救而丧命的,最少已接近百万。其中通渭县,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多,全县人口总数到1980年还没有恢复到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

 

支持后一派观点的人是从以下的角度出发,证明以外说法的夸大之处。学者们对中国当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都以中国政府官方发布的调查和统计数据为基础。19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经常性人口统计制度。每一年,户籍管理部门都对人口总数、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项目作出统计,并且层层上报汇总。大跃进期间,一些地方官员要求低报死亡人数,致使人口统计制度受到干扰,但它并未中断。县、市、省至全国各级,都对死亡人数做了统计。不过,这些数据长期被列为绝密级,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逐步公布。

 

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各省人口资料和各地县志中,大多都可找到当年统计的死亡人数和其他人口数据。官方数据表明,1959年-1961年的全国死亡人数,比正常年份(例如此前的1956年-1958年和此后的1962年-1964年)多出1500万人左右。

 

这样的经常性人口统计,以户口登记为基础,有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当一个孩子出生后,假如他还没有登记户口就死去,那么,这个孩子的出生和死亡,通常就很难计入官方的生死统计中。除此以外,由于大跃进时期对人口统计特别是死亡统计的政治干扰,人口生死统计与人口总数出现了严重的不一致。一些人口专家相信,中国官方统计的死亡人口,低于实际的死亡人数。

 

为了研究实际死亡人数,专家们利用了中国政府发布的其他调查数据。这包括1953年和1964年进行的两次人口普查。此外还包括1982年的全国妇女生育率回顾调查,该调查从每千个育龄妇女中抽一个出来,问她自1949年以来,哪一年生了孩子,包括生下来后还没来得及上户口就死去的。由此可以得到从1949年以来每一年,育龄妇女平均生几个孩子的数据。专家们普遍相信,这些数据准确性相对较高。一些专家利用这些数据,结合1953年普查得到的妇女年龄结构,计算出大饥荒之前和大饥荒期间总共出生了多少人,再由此推算出其中有多少人死于大饥荒。

 

有学者按照上述思路推算,认为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或饿死人的数据是300万人左右,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支持这样的说法。

 

从上面针对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数据出现的明显差异来可以看出,双方研究都没有基于具体的统计数据,因为这样的数据当年或许就没有记录,因此任何基于推理的数据都有欠缺的地膜。三年自然灾害的饿死人数是个连中国政府也没有统计的数据,当时的政府也没能力去统计,就算是统计了也会严格保密,这样数据之谜或者数据之争还会长期存在。研究或许还有进行下去,最终会有比较合理的数据公布于中,毕竟要对历史负责。但是有几个基本线索或许是清晰的:

 

其一是大面积非正常死亡的省份出现在河南、安徽、四川等省,有些省份或自治区则不明显;其二饥荒是大范围的,但执政党遭遇的那场食物危机比起历史时期的大饥荒并不是最严重的,并没有出现饥民暴动乃至革命发生,但其中一些极左的做法是残酷的是人为的。挨饿是事实,但没有出现过饿死人的村、公社、县、专区也是大量存在的;第三争议双方都没有看到饿死人的统计数据,因为这个数据或许根本不存在,只能按照出生率与死亡率数据推导,而人口的流动难以计算在内;其四,左右双方都有其政治选向,影响了数据或结论可靠性,即数据有人为或情绪化的成分在内,而从推理的严谨性来看,讲事实摆道理有一方似乎做的更好,这个读者可以判断,笔者不想左右大家的判断;其五,这个历史之争,也是历史之痛,有意夸大抹黑肯定不可取,有意回避也不科学,我们必须接受历史教训,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75-926049.html  此文来自科学网蒋高明博客,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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